夏威夷3:毛庆祥

夏威夷3:毛庆祥

八月 8, 2019 阅读 5 字数 9504 评论 0 喜欢 0

夏威夷3:毛庆祥

毛庆祥和戴笠谁的官职大?谁更受蒋介石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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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庆祥和戴笠的官职官职一样大,都为中将。

毛庆祥,国民政府侍从室机要室主任,并兼技术研究室(专责电讯密码)主任,常随侍蒋介石参加高层会议,接见重要官员和外国贵宾。西安事变时,毛庆祥也曾遭扣押。

获释后,毛庆祥更是一路高升,担任南昌行营少将参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中将。

戴笠为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今衢州市江山市)保安乡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士兵,后脱离部队到上海,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

戴笠(1897年5月28日—1946年3月17日),字雨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首长、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毛庆祥,国民政府侍从室机要室主任,并兼技术研究室(专责电讯密码)主任,常随侍蒋介石参加高层会议,接见重要官员和外国贵宾。

西安事变时,毛庆祥也曾遭扣押。获释后,毛庆祥更是一路高升,担任南昌行营少将参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中将机要室主任以及蒋介石总统府机要主任。

毛庆祥在留法期间,因世交关系,与蒋介石一直有书信来往。1926年应蒋之召赴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同年7月随军北伐。

1927年北伐军攻克南京后,辞职到浙江建设厅工作。1929年回南京,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技正

。1930年调任国民政府秘书、主席办公室秘书,1932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

1935年3月,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第四组上校组长。1936年12月随蒋介石经历了“西安事变”。1940年1月起兼任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

少将副主任、主任,1943年4月,蒋介石批准毛庆祥的建议。

在侍从室设立机要组,并任毛庆祥为中将组长,统管党、政、军、特机要工作。控制机要全局。1944年6月又任军委会办公厅机要室主任。1945年底,侍从室撤销,任国民政府参军处机要室主任。1948年5月,蒋介石当选总统,毛庆祥任总统府机要室主任。

1949年,毛庆祥见国民党大势已去,趁蒋介石下野之机辞职获准,回到上海闲居,从此离开军政要职。同年去台,1950年举家迁居香港,两年后迁居美国。

以后,他看到国民党中一批留法派元老纷纷去南美巴西经营实业,为之心动。携全家到阿根廷去办农场,但以失败告终。最后。又返美国定居,1993年卒于美国纽约。

戴笠(1897年5月28日—1946年3月17日),字雨农,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首长。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今衢州市江山市)保安乡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

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士兵,后脱离部队到上海,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

戴笠因得到蒋介石的信任,长期从事特工与间谍工作,曾负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情治机关军统局并担任副局长(但为实际领导人)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

在抗日战争中,戴笠和他领导的军统局为中华民国立下卓著功勋,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死后被国民政府追任为陆军中将。由于其行踪不定、神出鬼没,他被美国《柯莱尔斯》杂志称为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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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庆祥,自由撰稿人、编辑、社会活动家,于1999年被捕,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2007年9月14日刑满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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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役。1971年,服役期满退伍后分配到杭州磁钢厂工作。1976年,参加“四五”运动被杭州公安局关押三个月,10月粉碎“

”后平反。1978年底,参加杭州民主墙活动,任民刊《之江》、《华东》编辑,1981年8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9月倡议创办并主编党刊《在野党》,到次年5月共出版9期,

其间被选为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委员。1999年6月19日,被杭州公安局关押到三堡看守所“监视居住”,

9月15日被正式逮捕。同年11月9日,毛庆祥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7年9月14日刑满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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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流行的说法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是军统局破译的,本文否定了这个说法,其主要依据是一本逃过“文歌”抄家厄运的珍贵笔记一种流行却是错误的说法: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是军统局破译的解放后在大陆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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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流行的说法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是军统局破译的,本文否定了这个说法,其主要依据是一本逃过“文歌”抄家厄运的珍贵笔记

一种流行却是错误的说法: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是军统局破译的

解放后在大陆的一些曾在军统局任过职的人员著述,如《军统内幕》、《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戴笠轶事》等,都说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军统局破译出日本海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的密电,由驻美国使馆副武官、军统驻纽约站站长肖勃通知美国海军,美国当局怀疑是中国挑拨日美关系,未引起重视,以致酿成严重后果。这种说法,似合事实并流行,实际是不对的。

这种流行说法出错的原因,是把“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与“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这两个不同的单位混为一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政府中,有好几个部门都先后设有密电研究组织,侦收和研究日本的密电电码,从中截取情报。如“军委会密电研究组”、“军委会机要室密电股”、“交通部电政司电检所”、“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军政部研译室”等。1940年4月,蒋介石为集中对日本军队电讯密码的破译力量,下令合并上述各单位,成立“军委会技术研究室”,设于重庆南岸黄桷垭的刘家花园。任命交通部电政司司长温毓庆为该室中将主任,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为少将副主任,军统局第四处处长、特种技术研究室主任魏大铭为少将副主任。

合并后的“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各派为了争夺领导权,相互攻讦,乃至激烈冲突。先是1940年夏,温毓庆被挤走,魏大铭担任了代主任。魏大铭一上台,就秉承戴笠的意旨,一心要把“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控制在军统特务的手中,首先下令,要全室人员各交二寸半身照片三张,企图把所有人员强行拉入军统组织,遭到温、毛两派人员的抵制。继又由戴笠出面请客吃饭,进行拉拢,也未能达到目的。最后特务采取了迫害手段,魏大铭指使秘书室人事股长,从人事档案中,将温毓庆的亲信,该室秘书王维钧、三组组长杨肆、五组组长施家干三个人的照片取出,随函送到卫戍部稽查处,说这三个人有“通谍嫌疑,要求派人监视”。稽查处复函说“本处人手不足,无力承担此项任务,若确必要,可由贵室自派军统人员就近监视”,这封复函发至“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不料被秘书王维钧本人拆阅发现,在毛庆祥的支持下,王等三人邀约了该室34名组、科长和专员,联名写报告给蒋介石控告魏大铭,并附上稽查处的函件。蒋介石也有意让自己信任的毛庆祥在“军委会技术研究室”负实际责任,即下令撤掉魏大铭在“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任职,命令戴笠将其调回军统局。1941年3月31日,蒋介石另派毛庆祥为代主任。毛庆祥上台后,留下来的军统特务又对毛处处为难,毛庆祥再向蒋介石告状,蒋再下令,在“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百余名军统人员,全部退回军统局,并宣布,以后“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一切事务,军统局不得过问。

自此,“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一切活动,都与军统局没有任何关系。魏大铭等一批特务人员回到军统局后,戴笠又重新组建了一个“特种技术研究室”,仍然干着密电研究破译活动。此时,“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与“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已是两个不同的单位,但不了解情况的人,容易把二者混淆在一起。

“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池步洲破译了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

在“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中,有一人名叫池步洲,1908年生,福建闽清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并与日本姑娘白滨英子结婚,生有一子二女。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出于爱国赤诚,毅然冲破重重阻力,挈妇将雏回到祖国。1939年2月,正值何应钦准备在军政部内组建破译日本军事密电的机构,池步洲应邀参加,担任了军政部军用无线电总台第43台主任,不久改称军政部研译室,池仍任主任。经他摸索、研究,破译了日本外务省外交密电的电码,从中收集到一些很有价值的日军情报,获得军政部颁发的光荣奖章。1940年4月,池步洲领导的军政部研译室奉命并入“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合并后的原军政部研译室的人员,受到排挤,都被安排至该室第一组内任科员,只任命池步洲为“荐任技正”,地位在科长以下。毛庆祥主政之后,为了抵制室内温派人员的消极怠工,要池步洲带领原军政部研译室人员,在“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内成立一个专员室,任命池步洲为“主任专员”。

1941年5月开始,池步洲在破译的日本外交密电中,发现日本外务省与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的往来电报数量突然剧增,被破译出的有六七十封,内容总的是,日本外务省多次要求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报告:美军舰艇在珍珠港的数量、舰名;停泊的位置;进、出港的时间;珍珠港内美军休息的时间和规律

;夏威夷气候情况等。他把译出的电报交给组长霍实子,霍也很重视,指示池步洲继续密切注意日本有关珍珠港的往来密电,一有破译立即上报,并且指示池步洲每月专就此事写出报告,上报侍从室。池步洲按指示每月写出报告,并将有关内容摘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抄家中,这个笔记本有幸逃过了劫难,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下面抄录的两则电报,就是记录在这个笔记本中当时日本外务省与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馆的往来电报:

战舰11艘重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10艘驱逐母舰2艘驱逐舰35艘潜水母舰1艘潜水艇12艘运输舰15艘

航空母舰××号,由两艘驱逐舰护航,正在××海域航行中。

电文:今后你必须尽量按下列所示,报告舰艇活动状况:

池步洲又于12月3日破译出一份日本外务省致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的特级密电,主要内容是:

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只留一种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

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银行。

帝国政府决定按照御前会议决议采取断然行动。

池步洲破译出这份密电后,激动不已,结合他半年多的时间里所破译的日本外务省与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的往来电报,他已感到日本要对美国“采取断然行动”了,他把这份密电立刻交给组长霍实子,并说出自己的判断:

发动战争的时间可能选择在星期天。霍实子也同意这样的分析,当即提笔签署意见;“查‘八·一三’前夕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曾向日本驻华各领事馆发出密电:‘经我驻沪陆、海、外三方乘出云旗舰到吴淞口开会,已作出决定,饬令在华各领事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电报本子’,说明日寇已决定对我发动全面战争。现日本外务省又同样密电饬令日本驻美大使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子,这就可以判明日本已经快要对美发动战争了。”对于这个重要情报,霍实子也不敢怠慢,马上送交代主任毛庆祥,毛阅后,立即亲自送到侍从室。

据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在1941年12月5日所写的日记记载:“三日东京东乡发往英领各地领事电称:‘电报密本

密各留存一份,其他全部焚毁之,完毕后,立即以明电

示知,又秘密及重要文件,全部焚毁之。以上系准备不测时而考虑者,仍希宁静。’查此种电报,‘八·一三’前夕,日外相亦曾致电青岛、济南、广州等地,着即焚毁密本。今忽见此电文,其将临于日英美战争,可想而知也。”唐纵的这则日记所记,日本外务省发出的密电,与池步洲所记,虽然收报单位有所不同,但所记发报时间都是12月3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5天,所述电报内容也大体相同,唐纵日记中的判断也与霍实子的签署意见相吻合。

又据当时曾在侍从室第六组任职的张令澳解放后所写的材料称:“当时技术研究室破译的情报一律均须送至侍从室第六组处理,绝不能自行对外。笔者当时在第六组就是负责研判用毛庆祥名义送来的技术研究室的情报”,“到了这年

的12月上旬,技术研究室又破译了日本外务省的一份紧急通知。内容是电告日本驻华盛顿、旧金山、夏威夷、纽约等地的使领馆,限期销毁各类重要文件,准备撤侨。我们签注意见是:‘速送外交部密告美国大使高斯,并电告我驻华盛顿武官郭德权转达美国军方’。蒋介石批‘可’。但美方回答说:美日谈判已陷入僵局,国务院已知道日本撤侨计划,美国也准备同时撤侨。似乎美方尚未意识到日本对其突袭的意图”。“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到,当时重庆政府仅告知美方日本的侵略意图,而并没有告知日本空袭珍珠港的确切日期。外界所传实在是以讹传讹而已。”

一些在台湾的原军统局人员发表的著述中,没有记录军统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一事

曾任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代主任、军统局第四处处长兼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主任的魏大铭,曾发表过《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一文,文中写有《戴先生对通讯之运用与保密有其独到之处》和《破译专家温毓庆的不辞而别》两个专节,如果魏大铭本人或是他的部下,有这一辉煌成绩的话,他绝不会舍此殊荣,而不去表功。又如曾任军统局武汉区区长的唐新

,写有一本《戴笠传》,从书中可以发现,他在写作过程中,使用了原军统局的大量文件材料,在《戴笠传》中,专门有一章《戴笠重要武器之一———电讯》其中有一个小节,《惊人的破密工作》,在这里也没有记载此事,他们也都未敢揽功。

由此可见,当时破译日本有袭击美军珍珠港海军基地动向密电的,是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具体破译的人是池步洲。这一功劳不能算在军统局头上。

他是近代史上经典的大反派,蒋介石想用他又不敢用

在金庸武侠小说中,大反派基本上都有几个共同点:聪明绝顶,野心勃勃,极具煽动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最后也会因为机关算尽而郁郁不得志。

其实在民国时期,就有这样一个非常经典的大反派,名叫贺衷寒,湖南岳阳人。

提起“贺衷寒”这个名字,我们都知道他是黄埔三杰之一,跟陈赓、蒋先云齐名,在国民党中也素有“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之称,但关于他后来的事却知之甚少,与跟他齐名的陈赓、胡宗南相比,显得籍籍无名。但实际上,贺衷寒的才能比两人都要高,却因为野心太大,连蒋介石都不敢用他。

贺衷寒是一个天生的带头大哥,极具领导才能,演讲也极具煽动性,因此早在学生时期就是著名的学生代表,还曾跟张国焘一起去苏联参加会议。张国焘同样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带头大哥,两个大哥凑到一起,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最后贺衷寒愤而回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1924年,经董必武介绍,贺衷寒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因他出色的领导才能,很快就成为黄埔学生的精神领袖之一,跟陈赓、蒋先云并称“黄埔三杰”。

在军校期间,黄埔学生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贺衷寒与蒋先云、曾扩情成为负责人。但后来联合会左右两派纷争不断,贺衷寒愤而退出,又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跟联合会分庭抗礼,经常跟蒋先云、陈赓等共产党人针锋相对。

或许正是贺衷寒的这些表现,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开始着重培养他。不过,蒋介石也深知贺衷寒的野心,怕他羽翼丰满之后难以驾驭,因此一直没有给他足够多的权力。

1932年初,蒋介石筹建“中华复兴社”,又称“蓝衣社”,就是用法西斯的手段来管理军队,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即对蒋介石的绝对忠诚。本来,贺衷寒是书记的最佳人选,但蒋介石怕他不好控制,只让他担任常务干事,书记的位子交给了黄埔四期的滕杰。

但在滕杰心里,贺衷寒才是他们的带头大哥,什么事都得跟他商量,因此实际上的领导权还是在贺衷寒手里。很快,贺衷寒就因能力实在太突出,被推举为第二任书记,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不过,蒋介石最忌惮的就是这种人,野心太大,因此没过多久又被邓悌取代了。不过,贺衷寒实际上仍然是领导人。

论能力,贺衷寒绝对是大哥级的,但直到1936年1月才被授予少将军衔,而在黄埔跟他齐名的胡宗南,早在1928年就是少将了,1931年又被晋升为中将,甩了贺衷寒好几条街。

不过,贺衷寒最终让蒋介石对他失去信任,是在西安事变时。蒋介石被张学良软禁后,在国民党内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宋美龄为首的“和平解决派”,另一派则是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而贺衷寒,则站在了“讨伐派”的阵营当中,力主对西安出兵征讨。

在贺衷寒的如意算盘中,如果救驾成功,自然可以得到蒋介石的青睐,而万一救驾失败,蒋介石被杀,则可拥立何应钦执掌大权,对自己的利益更大。应该说,他的这个如意算盘打得是没问题的。但是让他想不到的是,因周恩来的从中调解,蒋介石顺利地回到了南京。

这下麻烦大了,蒋介石回去后,对贺衷寒等人大骂道:“我在西安蒙难,你们在南京讨逆,坐地打冲锋,娘希屁,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想改换门庭吗!”

贺衷寒虽然不停地忏悔,但他也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了。

不过,贺衷寒虽然屡受蒋介石的排挤,但他对蒋介石这个人还是很佩服的,有一次跟中国文化学会总会书记肖作霖喝醉了酒,肖作霖借着酒劲儿大骂蒋介石“昏暴”,贺衷寒说:“

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吗?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3个命根子。这3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他又让这3种力量互相依赖、相互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这3个方面的每一个方面,又都各有3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泊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兄弟。他们之间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

所有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连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算是‘昏’?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唯恐复兴社发展到一旦难于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是湖南人,这也是他难以放心的。他的运用和打算,都是有极高明的权术的。你还骂他‘昏’,可见你还是年轻不大晓事,你自己才是有点昏。

1943年6月,张治中在重庆请周恩来、林彪吃饭,贺衷寒作为黄埔学生,也一起去了。据当时在场的唐纵回忆,贺衷寒在酒席上不停地跟周恩来拼酒,最后两个人都喝多了,互相说了一些不示弱的话。要知道,在黄埔军校时,周恩来是贺衷寒的师长,张治中请他出席,也是想让他来给师长陪酒,但贺衷寒却在席间对周恩来不敬,说明了什么?

常看影视剧的人应该都知道,但凡是自命不凡又郁郁不得志的人,通常都会有这样过激的表现。因为在他看来,以自己的能力,完全可以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结果却屡遭失败,心里难免会生出一些偏激的想法。

蒋介石去了台湾后,贺衷寒被任命为“交通部长”,但干了4年就辞职了,一直担任一些闲职,于1972年5月郁郁而终。

1973年9月,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苏兹贝格来华访问时,跟周恩来提起了贺衷寒,周恩来沉默了片刻,说:“他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头目,后来在政训处培养了一批军队特务,解放前夕跟蒋介石跑到台湾,但蒋知其有野心,并未重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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